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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2020-01-21 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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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上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拉丁美洲科學院院士 王寧

  摘要:文學和文化理論在西方進入低谷之時,卻在中國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和效應。對于中國當代文論的國際化,不僅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予以重視,一些有著廣泛影響力的學者型理論家也意識到了這一重要性并采取了具體的行動,近幾年來在國內和國際文論界頻頻發聲的張江就是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一位學者。他在不少文章和訪談中,不僅批判了當代西方文論所陷入的“強制闡釋”之窘境,同時也以自己的批評和闡釋實踐推進了中國文論走向世界的進程??梢哉f,張江所提出的一些理論命題和看法確實是頗有見地的,也即不僅要對國外的文學理論加以批判性吸收和借鑒,而且要更加注重中國當代文論的國際化和理論話語的建構,從而向國際文學理論界推出中國自己的文學理論大家。張江一方面從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實踐出發,對當代西方文論所處的困境作出了批判性分析,另一方面也從中國的立場,提出了中國文論走向世界的一些切實可行的對策。本文通過具體的數據和批評性反響來證明,張江及其強制闡釋論已經引起了國際主流文學理論界的重視。此外,作者還基于自己長期的國際化實踐提出了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國際化路徑和對策。

  關鍵詞:中國當代文論;世界文學;國際化;強制闡釋;張江

  前言

  中國人文學術研究走向世界已經成為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人文學者的一個廣泛共識和努力方向。在這方面,中國的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學者起到了某種“排頭兵”的作用。確實,隨著第22屆國際史學大會2015年在濟南的舉行、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2018年在北京的舉行以及第22屆國際比較文學大會2019年在澳門的舉行,中國人文學術的國際化在文史哲諸主要學科領域內都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進展。不少具有遠見卓識的學者身體力行,在致力于推進中國人文學術國際化的道路上披荊斬棘,步履艱難地前行,邁出了扎實有力的一步又一步,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進展。本文旨在從文學理論走向世界的一個成功個案入手,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對策和國際化路徑,以就教于廣大讀者和專業理論工作者。

  一、“強制闡釋論”命題的提出及其意義

  在進入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界,近年來為人們談論最多的一個話題莫過于“強制闡釋論”,一些權威的文學理論刊物和人文社會科學綜合性刊物就這個話題發表了大量的批評和討論文章,充分顯示了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的活力。這一現象證明了筆者幾年前的一個判斷:文學和文化理論在西方進入低谷時,卻在中國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和效應。我們欣喜地注意到,對于中國當代文論的國際化問題,一些有著廣泛影響力的學者型批評家也已經意識到這一重要性并開始具體行動了,本文所要討論的“張江現象”就是中國當代學者型理論家走向世界的一個成功個案。張江自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在繁忙的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之余發表了大量文章,并多次接受記者訪談,在這些文章和訪談中,他對當代西方文論所暴露出的“強制闡釋”之特征作了有力的批判,同時也提出了如何推進中國文論走向世界的一些具體對策,形成了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界的“張江現象”。針對這一現象,不管是批評者或贊同者,提到強制闡釋時言必稱張江,這在當今的中國文學理論界確實是很少見的。我在本文中想指出的是,張江所提出的這一系列命題和看法確實是頗有見地的,也即不僅要對國外的文學理論加以批判性的吸收和借鑒,而且也要更加注重中國當代文論的國際化和理論話語的建構,從而向國際文學理論批評界推出中國自己的文學理論批評大家。張江還指出中國學者不能像過去那樣僅僅糾纏一些老問題,滿足于一種“自娛自樂”或“自說自話”式的理論獨白,而更要注重與國際文學理論界的主流理論家進行直接的交流和對話,同時他也涉及了中國古代文論是否可以實現現代轉型等問題。在這方面,張江不僅從中國文學理論的實踐出發,批判性地分析了當代西方文論所處的困境,同時也從中國的視角,提出了加快中國文論走向世界進而建構中國文學理論批評話語的一些有效對策。我想這應該是“強制闡釋”命題提出的意義。

  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學理論話語的全方位建構體現于諸多方面,具體包括文學本體、文學創作、文學接受和發展等各個方面的建構,應該說這是一個相當具體和完整的價值體系。正如已故國學大師季羨林所認為的那樣,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我們在文論話語方面,決不是赤貧,而是滿懷珠璣。我們有一套完整的與西方迥異的文論話語”。但令人遺憾的是,在長期以來的唯西方文論馬首是瞻的語境下,中國文論的這些話語特征被遮蔽了,即使是季羨林這位在中國的語境下曾經如雷貫耳的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大師級學者在國際學界也被嚴重地低估并受到相當程度的邊緣化。他生前對此已經深有感觸,于是他提出了一個“文化送出主義”的策略,作為對多年前魯迅提出的“文化拿來主義”的一個必要的補充。但是盡管如此,由于時代和批評語境的局限,季羨林生前未能看到自己的著作和理論思想在國際學界得到關注和傳播。而張江則將其付諸了具體的實施,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他所提出的“強制闡釋論”正是基于他對當代西方文論所處于的困境進行的反思,有著一定的針對性和現實性。此外,他還針對中國當代文論的現狀,提出了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三個具體步驟:(1)全方位回歸中國文學實踐;(2)堅持民族化方向;(3)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辯證統一。應該說,這些都是頗有前瞻性的理論策略,也是我們一切有著使命感的中國人文學者必須要做的事。

  關于第一個策略,張江指出了中國學界面臨的一個緊迫問題:“當前中國文學理論建設最迫切、最根本的任務,是重新校正長期以來被顛倒的理論和實踐的關系,拋棄一切對外來先驗理論的過分倚重,讓學術興奮點由對西方理論的追逐回到對實踐的梳理,讓理論的來路重歸文學實踐?!憋@然,上述這段文字指出了問題的癥結。確實,西方的一些理論大家也針對文學理論所處的危機和困境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擔心:他們一方面對愈演愈烈的文學理論的跨學科性和泛文化性無可奈何,另一方面又試圖做一些局部的修補工作,以使得文學理論得以再度返回對文學現象的考察和研究。近十多年來興起于國際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界的關于“世界文學”問題的討論就是專注文學研究的學者試圖促使文學批評和研究擺脫危機之境地的“最后一搏”。在這方面,中國的文學學者和批評家也積極地參與其中,并發出愈益強勁的聲音,引起了國際學界的矚目。

  我們至今仍記得,就在2003年,英國文學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出版了一本題為《理論之后》(After Theory)的專著,引起了學界的一場軒然大波。他針對文學理論所處于的低谷狀態,無可奈何地嘆道,“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已成為過去”,當今的理論批評界再也未出現令人震撼的理論巨著。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曾經為文學理論積極奔波的理論批評大家面對文學理論的衰落竟然無可奈何,不得不摒棄“文學理論”這一術語,而改用“文化理論”這一更為寬泛的術語。但伊格爾頓在發出一陣抱怨之后依然呼吁人們返回到“前理論的天真爛漫時代”(an age of pre-theoretical innocence)。但是,這種一廂情愿的希望顯然是不可能實現的,而且他自己也無法為之力挽狂瀾于既倒。實際上,美國的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理論家卡勒(Jonathan Culler)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主張用“理論”或“文本理論”等術語來概括文學理論的跨學科性和無限膨脹之情景,但他最近十多年來,倒是越來越向往當年曾興盛于學界的文學理論,并不遺余力地為其在各相關的人文學科中謀得一席之地。但與伊格爾頓所不同的是,他反而重新撿起曾被他一度拋棄的“文學理論”這一術語,提出了另一個較為折中的概念:“理論中的文學性”(literary in theory)。按照卡勒的看法,理論的多學科和跨學科性是一種無法阻擋的大趨勢,作為文學理論家,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在這種種(來自文學以外的)理論中發現文學的因素。因此在卡勒看來,那些文學以外的理論屬于文化理論學者探討的對象。顯然,卡勒試圖把漫無邊際的“理論”(theory)拉回到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的軌道上來,這倒是與張江所描述的文學理論偏離文學批評實踐的現象不謀而合。這充分表明,中國的文學理論家與西方乃至國際同行有著某種共識,并達到了平等對話的境地。但是張江還進一步就中國文論如何走向世界的策略和路徑作了闡述,在張江看來,中國文論的國際化有著廣闊的前景,這主要體現在,“時代變了,語境變了,中國文學的表現方式也變了,甚至漢語本身也發生了巨大的歷史變異。在此情勢下,用中國古典文論套用今天的文學實踐,其荒謬不遜于對西方文論的生搬硬套?!痹谶@里,張江指出了兩個過于極端的問題:第一是生搬硬套西方文論中的概念和術語,并將其用來“強制性”地闡釋中國的文學現象,這是他堅決反對的;其二便是另一個極端的做法,也即用中國古典文論來取代今天的文學實踐,這在他看來也不無“荒謬”。那么人們倒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張江本人所主張的是一種什么樣的批評性闡釋呢?

  顯然,在張江看來,我們在了解了西方文論中曾先后出現過的內部和外部轉向后,就應該針對中國文論界的現狀提出我們的應對策略,也就是要“融入世界,與西方平等對話”。他認為在這方面,一些中國學者不僅已經有了這種愿望而且也開始具體實踐了,盡管在具體實踐方面并未取得明顯的效果,但這本身是無可指摘的。他同時又指出,“對話的前提必須是,我們的理論與西方相比要有異質性,有獨特價值?!币布丛谒磥?,要實現“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辯證統一”,至于如何實現這種統一,如何達到中國文論話語重建之目的,他雖然在那篇文章中并沒有詳細論述,但卻在另一篇訪談中彌補了這一缺憾。在那篇訪談中,張江在進一步發揮他的“強制闡釋論”的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本體闡釋”之設想:

  我提出一個新概念:本體闡釋。確切表達,“本體闡釋”是以文本為核心的文學闡釋,是讓文學理論回歸文學的闡釋?!氨倔w闡釋”以文本的自在性為依據。原始文本具有自在性,是以精神形態自在的獨立本體,是闡釋的對象?!氨倔w闡釋”包含多個層次,闡釋的邊界規約本體闡釋的正當范圍?!氨倔w闡釋”遵循正確的認識路線,從文本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出發?!氨倔w闡釋”拒絕前置立場和結論,一切判斷和結論生成于闡釋之后?!氨倔w闡釋”決絕約束推衍。多文本闡釋的積累,可以抽象為理論,上升為規律。

  從上述這段簡明扼要的界定來看,我們不難看出它既是對新批評派專注文本的狹隘視域的拓展和超越,同時又不是那種脫離文本規約的過度闡釋,或者說既不反對闡釋本身,同時又拒絕前置立場和結論的“強制性闡釋”。這應該是張江基于對強制闡釋的批判后提出的一個具有建設性意義的批評概念。按照這一概念,它具體說來由三個層次組成:核心闡釋、本源闡釋和效應闡釋。也即,首先,它是對“文本自身確切含義的闡釋,包含文本所確有的思想和藝術成果”;其次,它所闡釋的是“原生話語的來源,創作者的話語動機,創作者想說、要說而未說的話語,以及產生這些動機和潛在話語的即時背景”;第三,這種闡釋也是“對在文本傳播過程中,社會和受眾反應的闡釋”。張江的這番努力建構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句話,就是要努力挽救文學理論所陷入的危機狀態,使得無處不在、無所不包的空泛的“理論”返回到它的原點,也即返回對文學現象的考察和分析,而不僅是用于解釋各種空泛的社會文化現象。這一點顯然與我在不同的場合所描述的“后理論時代”的文學理論現狀基本吻合,也即在我看來,在“后理論時代”,理論失去了以往的那種大而無當、無所不包的功能,但是它將有效地返回對文學現象的闡釋和研究。盡管理論也許會喪失曾經有過的批判鋒芒,但卻會帶有更多的經驗研究和文本闡釋成分。也就是說,理論經過一個跨學科的循環后最終還是要回歸文學。在理論的“黃金時代”,它的過度膨脹顯然是不正常的,而返回對文學現象的考察和闡釋則是天經地義的。應該說,張江的本意也是如此:理論的發展已經越來越遠離文學現象本身,它的空泛性和無所不包之特征已經使得不少從事文學批評和理論研究的學者感到厭煩,因此我們應該果斷地讓它回到它應該發揮作用的地方——對文學本體的考察和研究,這應該是文學理論大有作為的地方。

  二、重估張江米勒對話的意義

  在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走向世界方面,我們不可能繞過幾年前出現在中國和西方語境中的一個事件:“張江米勒對話”,應該說這是“張江現象”的高潮。我就這個話題已經在其他場合作過批評性討論,此處毋庸贅言。我在闡述了中國當代文論走向世界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之后,在此再次強調,“后理論時代”的到來,不僅是出現在西方學界的一個事件,它也直接地對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和批評產生了一些影響。它在某種意義上確實表明,文學理論在西方已處于衰落的境地,但這也絕不意味著它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也處于這樣的境地,它在另一方面倒是為非西方國家的文論從邊緣步入中心進而與強勢的西方文論進行平等對話鋪平了道路。因此正如張江所認識到的,我們抓住這個機會,就能夠與西方乃至國際文論界進行平等對話,通過這種對話和交流對他們的一些研究課題和方法產生一定的影響和啟迪。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自己首先要具備一定的資格,也即“我們的理論與西方相比要有異質性,有獨特價值?!闭\然,一味跟進別人必定喪失自我,而全然忽略別人的成果、完全依賴自己的一套理論,在當下也是無法實現的,更談不上得到西方乃至國際學界的認可。因此一個可行的路徑就是在跟進西方理論的同時加進中國的元素,通過彰顯中國的元素和特色而使得西方的強勢理論話語的“純正性”變得不純,然后我們才能有資格與西方理論進行對話并對之進行改造或重構。張江不僅是這樣說的,而且也是這樣做的,由于他的目標很明確,同時對自己所要與之進行對話的國際學者的研究成果和理論思想也比較了解,因而就能夠取得預期的效果。應該指出的是,他與美國文論大家米勒的對話就是一個成功的個案。這無疑是中國的文學理論面對西方的強勢理論批評話語所能采取的唯一有效的對策,同時,這場對話也是我們近十多年來通過與西方學界的交流而不斷地削弱西方中心主義強勢話語的一個卓有成效的嘗試。應該說,從這十多年來的實踐來看,我們的目的已經初步達到了。長期以來被西方中心主義把持的國際文學理論界也開始關注來自中國的聲音了,這應該是一個很可觀的進展。不看到這一點就不能實事求是地估價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國際化進展和成效。

  張江深深地知道,要想促使中國文學理論批評話語的建構得到國際學界的承認,就必須與當今國際文學理論批評界的頂級大家直接對話,而決不滿足于與那些只研究中國問題的漢學家進行交流和對話,因為只有通過與西方主流理論家進行直接的對話才能促進中外文學理論的交流和交鋒,并就一些共同關心的文學理論問題各自表達自己的見解。正是本著這一目的,自2015年起,他先后與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比利時、俄羅斯以及意大利的一些文學理論大家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和對話,其中與美國解構主義理論批評家希利斯·米勒的七封書信來往最為引人注目。這些往來的書信不僅很快發表在國內主流刊物上,而且通過翻譯的中介刊發在國際比較文學協會和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共同主辦的權威刊物《比較文學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第53卷(2016)第3期上,據說這是該刊自創立以來首次發表一位中國文論家與西方文論家的多封通信式對話。這一事件已經并仍將在國際比較文學界和文學理論界產生廣泛的影響。該刊主編托馬斯·比比(Thomas Beebee)在收到這七封信后,對之十分重視,他在廣泛征求了各位編輯的意見后認為,這是一個讓英語世界的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學者更多地了解中國學者的思考和研究的極好機會。他仔細閱讀了多遍這些書信,最后決定在該刊一次性地發表這七封信,并邀請筆者為這一組書信撰寫了導言。我在導言中重申了我提出的后理論主張,并再次強調指出,“我們的時代可以被稱作一個‘后理論時代’”,在這樣一個后理論時代,文學理論在西方處于衰落的狀態,它在中國又是何種情形呢?

  在我看來,盡管文學和文化理論在西方處于低谷,但這一趨勢并不一定意味著理論在其他地方也處于低谷。中國的文學理論家和學者們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對各種當代西方文論的濃厚興趣可以證明這一論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直接結果,幾乎所有的西方現代和后現代理論思潮和教義,或者通過翻譯或者通過直接引進,均蜂擁進入中國,對中國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些中國的文學研究者不得不嘆道,我們中國的文學批評家沒有自己的理論話語,我們所做的文學和理論批評研究根本無法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話語。甚至當我們撰寫我們自己討論中國文學的著述時,仍然自覺地運用已有的西方理論教義,試圖證明它們在中國的文學批評實踐中的有效性。毫不奇怪,我的一些中國同仁聲稱,中國的文學批評和研究患了“失語癥”。即使如此,仍有一些杰出的中國文學批評家和學者在接受各種西方理論的同時,發展了自己對評價各種西方文學理論的批判性思考和理解,并提出自己的選擇。這其中的一些人并不滿足于在國內發表自己的觀點,他們甚至試圖從中國的和比較的視角出發與那些頗有影響的西方理論家進行直接的對話。

  下面是中國和西方的兩位文學理論大家的往來書信,這些書信將向國際讀者揭示出中國的文學研究者是如何受到西方文論的鼓舞和激勵,又如何認真地研讀西方文論的重要著作并提出一些相關的具有挑戰性問題的,他們又是如何以一種熱切的心情與西方同行就相關的文學問題進行對話的。讀者們將看到像希利斯·米勒這樣的資深西方文論家又是如何耐心并認真地回答中國同行的問題并作出自己的回應的。這樣,一個中西方文學理論的學術對話就通過國際通用的語言——英語的中介有效地展開了。

  米勒本人對通過書信的形式展開批評性對話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他甚至提議將其時剛發表的四封書信中譯文作為附錄收入他的一本中國演講文集的中文版。同時,他也多次致信筆者,希望我為他的這本中國演講集中文版撰寫一個序言,我自然責無旁貸,因為在我看來,張江米勒的系列對話應該被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界近年來在國際化進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進展之一?;仡櫢母镩_放以來我們所走過的道路,我們不可否認,我們過去確實花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將西方文學理論大家請來中國演講,并且不遺余力地在中文世界推介他們的理論教義,但卻極少嘗試著推出我們自己的文學理論大家,即使偶爾將他們的一些著述譯介出去了,也很難引起西方主流學界的重視。由此可見,米勒同意與中國學者張江進行對話便有著某種表率的作用,其深遠的歷史意義將在不遠的將來越來越明確地彰顯出來。我認為這一對話的意義就具體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首先,這分別是兩位中美兩國的地位相等的文學理論大家之間的平等交流和對話,它向國際學界表明,文學理論雖然在西方處于衰落的境地,但卻依然在中國有著眾多的讀者和討論者,中國理論家對西方理論的關注和興趣不僅體現于虔誠的學習,更在于對之的討論和質疑;其次,這些對話也表明,中國的文論家對西方理論的研讀并非僅通過翻譯的中介,同時也大都能對照原文進行比照,而且沒有遠離文學文本。他們在仔細研讀西方文論著作的同時,不是被動的接受,而是基于自己的獨立思考提出一些具有挑戰性的問題,通過與原作者的切磋和對話達到某種相對的共識;再者,兩位理論家在通過閱讀對方的通信,深感中西方學者和理論家就一些相關的問題還存在著較大的誤解和差異,因此有必要進行溝通和對話,只有通過這樣的交流和對話才能取得相對的共識,并且推進文學理論批評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正如我們都已經意識到的,中西文學理論乃至人文學術交流長期以來一直是不平等的,這一點尤其體現在文學和人文學術著作的翻譯中。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大量的西方人文學術著作,尤其是文學和文化理論著作,被譯介到了中國,對中國的文學理論家的批評思想和研究方法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些西方的學術理論明星甚至成為中國高校外國語言文學、文藝學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博士研究生的學位論文討論的對象。假如有哪位文學研究者或批評家不知道那些西方文論大家的名字,便會被人認為是不學無術。甚至那些從事中國古典文學和文論研究的學者,也至少對那些西方文論大家的名字有所耳聞。一些在西方學界處于“邊緣地位”的二流漢學家也能趾高氣揚地在中國學界“指點江山式”地發表演講,而與之相比,許多中國的一流學者卻沒有機會在西方的著名高校進行交流或發表演講。

  我們都知道,在西方理論界的眾多理論大家中,米勒是一位思想開放并富有積極的與時俱進精神的文學理論批評家。在這一方面,張江在中國的文學理論界也以積極進取和銳意創新而著稱,因此他在提出“強制闡釋論”之后,立即邀請朱立元、周憲以及我本人與之商討對話。雖然我們的觀點不盡相同,有時甚至截然向左,但這種討論完全是平等對話式的,絲毫沒有將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的意向。此外,張江作為一位不斷進取的批評家,他尤其善于吸收在他看來合理的見解以完善和豐富他的強制闡釋論。這一點也是強制闡釋論能在海內外產生如此之大反響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接下來的幾輪通信中,他和米勒還討論了其他一些理論問題,例如當代文學批評論著可否成為經典,如果可以的話,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一部文學批評著作何以成為經典,等等。他們的討論所切入的是米勒多年前出版的專著《小說與重復》,張江通過仔細地閱讀這部著作,提出了一些新的闡釋性見解。于是,他們的對話便從一個很小的口子切入,也即從閱讀一部作品開始,經過一番理論的闡述后,又返回到對文學作品的闡釋。這自然是對所謂的“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批評”現象的一種有力反撥。由于兩位理論大家的出發點和最后的歸宿都是文學現象,因此這種對話就顯得卓有成效。當然,至于這樣的對話是否能產生反響則要看雙方的語境是否都有反應。在下一部分我要表達的正是這一對話所產生的批評性反響。

    三、走向世界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

  中國的文學理論批評界普遍都承認,關于強制闡釋問題的討論在國內確實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幾乎國內的所有主要文學理論和相關的人文學術期刊都介入了討論,并發表了張江以及其他批評家的文章,這一點我們并不難發現。但我這里想指出的是,與20世紀80年代的關于現代派文學的討論以及后來關于后現代主義的討論均有很大不同的是,發生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里的這場理論討論也引起了國際學界的矚目,并產生了較大的反響。我們都知道,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中國的語境下興起了一場關于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討論。我們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盡管那場關于現代派文學問題的討論理論水平并不高,完全是一種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式的獨白,根本就沒有達到與西方乃至國際理論批評同行進行交鋒和對話的境地,更沒有自覺地引證西方學界已經發表的成果,因而留下來的真正有價值的著作和論文并不多。但是,那場討論卻使得一些中國的外國文學批評家和學者脫穎而出成為蜚聲國內學界的批評大家,雖然并沒有達到應有的國際知名度。而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興起的關于后現代主義的討論中,這種現象便有了一些改觀。其中一個重要的標志就在于,參加這場討論的少數具有國際前沿理論意識的學者和批評家通過總結后現代主義在中國的接受以及其對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的啟迪和影響,積極地投入國際學界關于后現代主義文學與文化問題的討論之中,并用英文撰寫論文發表在國際權威學術刊物或文集上,因而也在國際文學理論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可以說,那場關于后現代主義文學問題的討論標志著中國的比較文學和外國文學理論批評已經從封閉的“自說自話”式的獨白狀態擺脫出來,進入了一個與國際同行平等對話和討論的境地。我們從今天的視角來看,并不難發現,那場討論的學術價值和意義是深遠和重大的,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中國的學者和文學批評家已經走出國門,以清醒的對話意識和國際視野參與到國際性的文學理論爭鳴中,并開始發出“中國的聲音”。

  如前所述,張江與米勒的通信對話所產生的持續性反響還體現于另一國際頂級期刊主編的反應。國際著名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研究刊物《現代語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主編馬歇爾·布朗(Marshall Brown)在得知關于強制闡釋的討論在中國以及在英語世界產生的反響后立即邀請筆者和他本人共同為該刊編輯一個主題專輯,該專輯題為“中國與西方理論的邂逅”(Chinese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Theories),該專輯問世以后立即在西方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反響,據出版該刊物的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網站顯示,其中的幾篇論文立即成為閱讀量最多的文章(most read articles),引起了歐美學界同行的矚目。而作為客座主編的筆者也接連受到另幾家國際權威學術期刊的邀請,為其編輯另一些專門討論中國文學和文化的主題專輯。就這本主題專輯而言,在我和布朗的精心策劃下,該刊邀請了當今中國文學理論界最有影響的三位文學理論家就這一論題分別撰寫了論文,然后又邀請在歐美學界的三位院士級理論家對這三篇論文進行評論,這樣便形成了中西文學理論的碰撞和對話。

  中國學者的三篇文章各具特色,分別反映了三位作者近期的思考和研究。我本人的論文題為《法國理論在中國以及中國學者的理論重構》(French Theori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根據我于2015年在巴黎索邦大學發表的演講改寫而成,該文首先回顧了三位法國重要的理論家——薩特、德里達和巴迪歐的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接受和變異,認為這三位法國理論家都是在英語世界獲得更大的影響進而成為世界級理論家的。然后我指出,我本人也受其啟迪,在文中提出自己的“世界詩學”理論建構,供國際學界討論。我從六個方面較為全面地闡述了我所提出的“世界詩學”理論概念的內涵以及特征,認為這不僅是對國際學界關于“世界文學”問題討論的補充,而且也是中國學者對世界文學理論作出的貢獻。張江的論文題為《論強制闡釋和中國的文學理論建構》(On Imposed Interpretation and Chines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這篇論文經過他本人的多次修改和完善,并加進了他本人建構中國文學理論話語的思考,首次向國際學界展示了中國學者建構中國特色文學理論批評話語的決心和文化自信,同時也是他首次在英語文學理論界闡述他提出的“強制闡釋論”。但是他的這篇文章的價值并不止于對當代西方文論的批判,還在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論建構,也可以說是解構和建構的成分并重。朱立元的論文《希利斯·米勒論文學終結》(Hillis Miller on the End of Literature)則以一個理論概念在中國的旅行和批評性反響為個案,也即從米勒對“文學的終結”論的批判性論述在中國的接受和誤讀入手,提出了自己的辨析,他認為一種理論概念在異國的語境中受到誤讀有時并非壞事,它有可能引發另一語境中關于這一論題的持續性討論,并滋生出一些新的觀點。朱立元的文章不僅引起了米勒本人的高度關注,同時也引起了另一些參加討論的學者的興趣。確實,多年來,朱立元不僅身體力行,為高校的文學理論教學編寫了一些影響面很廣的西方文學理論教科書,他本人也對接受美學和后現代主義理論思潮有著精深的研究,并且從西方的和比較的理論視角針對中國當代的文學和文化現象提出自己的批評性見解。但是長期以來由于翻譯的缺失,朱立元的西方美學和文學理論研究并未得到西方乃至國際學界的應有重視。而他此次在國際權威刊物上發表的這篇論文也奠定了他在英語文學理論批評界的地位,為他今后的更多著述走向世界并得到國際學界的關注鋪平了道路。

  本著推進中西方文學理論對話的初衷,該專輯的兩位客座主編還特地邀請了三位來自歐美并且有著不同背景的理論家就中國學者的論文進行點評和討論,從而形成了一種討論和對話的格局。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米勒除了對我本人和張江的論文進行點評外,還直接回應了朱立元的論文對他的觀點在中國的誤讀和創造性接受。歐洲科學院院士、《歐洲評論》主編、西奧·德漢則在評述三位中國學者的論文之余,發表了自己對中國的一些重要文論家,如錢鍾書等的理論著述的濃厚興趣和闡述。從他的行文來看,即使是錢鍾書這樣一位大作家和大學者在歐洲主流學界似乎也是被剛剛“重新發現”,可見中國人文學術走向世界是多么地重要和緊迫。歐洲科學院院士、美籍華裔學者劉康則從三位中國理論家的文章入手,不僅闡釋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在中國的接受,還提出了基于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的教義而在中國建構出的一種“詹姆遜主義”(Jamesonism)。他實際上呼應了朱立元的以米勒為個案的理論分析,而且代之以詹姆遜為個案,只是這樣的分析應該是另一篇長篇論文的內容。盡管這些評論性文章與中國理論家的觀點不盡相同,有些甚至直接相左,例如米勒對張江的批評就毫不留情,但是米勒是在仔細研讀了張江的文章后提出自己的批評性見解的,這也說明一種平等的理論討論和對話的格局已經形成。中國文論家的一些理論概念的建構也進入了主流的英語文學理論界,并將在今后產生積極的影響。我和布朗兩位客座主編認為,這正是我們編輯這一主題專輯的目的??梢哉f,這一主題專輯在國際權威文學理論刊物的發表和所產生的影響將預示更多的中西文學理論對話在未來的進行。如果說,當年歌德呼喚世界文學時代的來臨多少帶有一些烏托邦的色彩,那么我們完全可以說,當今的全球化時代則為“世界詩學”或“世界文論”時代的來臨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文化氛圍,在這方面,中國的文學理論家應該是大有作為的。我對此不僅充滿信心,同時也將繼續為之早日到來而作出自己的努力。

[ 責編:李志勇(實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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