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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法關系的再定位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2020-01-22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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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 張驥

  內容提要:建交55周年之際,中法關系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關口。本文提出"權力結構-秩序結構-觀念結構"的分析框架,旨在研究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及其對中法關系的結構性影響。中法關系面臨的權力結構、秩序結構和觀念結構均已發生重大甚至根本性的變化,要以新的框架來認識和謀劃新形勢下的中法關系。面對權力的重組、秩序的過渡和觀念的競爭,中法都主張推動國際關系的轉型和國際秩序的創新,這構成了中法關系的新基礎。中法應該成為推動國際關系創新的伙伴,以創新、責任、共贏的精神,推動構建平衡的新型大國關系和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全球治理供給和新的國際制度供給,推動構建新型文明關系和觀念創新。

  關鍵詞:中法關系;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外交;新型國際關系

  今年是中法建交55周年和新中國成立70周年。1964年,法國作為冷戰兩極格局下第一個西方大國同新中國正式建交,由此奠定了中法關系特殊性的歷史基礎。55年來,中法關系始終在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系中展現出開創性和特殊性。中法相互視對方為特殊的戰略伙伴并在國際事務和全球治理中保持了緊密的協調和合作,法國長期在歐盟(歐洲國家)對華政策中發揮著引領作用,推動歐盟發展對華戰略伙伴關系。

  與此同時,中法關系也曾經歷了數次波折。進入21世紀后,隨著國際格局和法國國內格局急劇演變,法國國內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態發生重大變化,中國進入內政外交的新時代。面對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中方提出了"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法方也認為"世界秩序正在經歷歷史性的全面、深刻的變動和重組"。在建交55周年之際,如何在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的大變局中繼往開來、謀劃中法關系的未來發展,是中法共同面臨的課題,也將對世界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以往關于中法、中歐關系的研究,對中國的主體性重視不足。這與過去雙邊關系的結構密切相關。隨著中法、中歐關系對等性的增強,中國對雙邊關系的影響力和塑造力相較過去有了較大提升。隨著中國進入內政外交的新時代,中國更加積極主動地提出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的新構想、新理念和新方案。中國的外交實踐也更加積極有為地推進這些新主張的實現。因此,在中法、中歐雙邊關系的研究中,應該充分重視中國主體性和塑造力的增強,重視中國關于國際秩序、國際關系、全球治理的理念和方案如何影響中國對雙邊關系的定位和政策的制定。當然,雙邊關系是一個互構的過程和結果,強調中國的主體性和塑造力并非否定和忽視對方的重要性。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擔任法國總統以來,以鮮明的個性和積極進取的政策推動法國內外政策的變革,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主張,對新形勢下的中法關系和世界秩序的構建產生了重要影響。

  本文通過"權力結構-秩序結構-觀念結構"的分析框架,基于中法關系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面臨的內外結構性變化及中法雙方新的實踐和認知,提出新的時代條件下中法關系發展的新定位及其路徑。

  一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認識中法關系的新框架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國對當今國際形勢的總體認知和判斷。自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正式提出這一論斷以來,它成為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基本認知和對外政策的基本出發點。2019年3月訪法期間,習近平主席在與馬克龍總統的會談中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處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中國、法國、歐洲也都處于自身發展關鍵階段。"習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的講話中同樣指出:"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同時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法國對當今國際形勢有類似的判斷。馬克龍總統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當前世界面臨的是近期歷史中前所未有的危機。在2019年駐外使節會議上,馬克龍總統做出更加明晰的論斷:世界秩序正在經歷歷史性的全面、深刻的變動和重組。

  在對當前國際形勢的總體判斷中,中法雙方都意識到舊有的國際格局和秩序正在發生重大變革。本文認為,可以從權力結構、秩序結構和觀念結構三大維度來認識和分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國際格局的結構性變化。這也為認識新形勢下中法關系面臨的結構性變化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下文將予以具體闡述。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原有的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帶來巨大挑戰,也為國際關系的轉型和國際秩序的調整提供了機遇和空間。盡管態度不盡相同,但中法都主張推動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的變革,并提出了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的新構想、新主張。中國的國際秩序構想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倡導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其構建路徑是以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為核心原則的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系構成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中國方案。面對國際格局"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刻的變化",法國提出以"平衡大國"為核心的外交戰略,以創新、進取和人文主義的精神推動建設一個平衡、穩定、安全、繁榮的世界。上述可見,在諸大國中,中法關于推動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變革的主張較為接近,盡管當中還存在不少差異。面對權力關系的重組、國際秩序的過渡和觀念的競爭,中法都主張要推動國際關系的轉型和國際秩序的創新,這構成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發展中法關系的新基礎。我們可以在這一新的框架下來認識作為新興國家的代表和既有國際秩序中的主要大國,中法可以探索一條通過協調和合作,而不是對抗和惡性競爭實現國際秩序新舊轉換的道路。如何實現國際關系的創新是其中的關鍵。從歷史角度看,開創性是中法關系相較于中國與其他西方大國關系的顯著特征。在新形勢下,如何推動中法成為國際關系創新的伙伴,對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和新型國際關系都具有重要的示范性意義。

  二 權力結構的變化:國際關系轉型的伙伴

  (一)權力結構的變化

  權力結構的變化是國際格局中最為根本的變化。從中法關系的歷史發展來看,國際權力結構對中法關系具有重大影響。今年是中國留法勤工儉學運動100周年。百年前的勤工儉學運動見證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向處于國際格局中心的歐洲國家全面學習的歷程。55年前中法建交,正值冷戰時期兩極對立。一方面,中法都是各自陣營中的二等大國,聯合起來應對美蘇霸權的威脅;另一方面,處于發達國家陣營的法國對中國具有明顯的領先優勢,中法建交后,開展了密切的經濟、技術和文化的交流,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對中國的封鎖,法國也成為第一個同中國開展民用核能合作的國家。兩極格局的解體從兩個方面給中法關系帶來影響:一方面,,冷戰結束初期,法國以西方陣營的勝利者自居,帶頭制裁中國并向臺灣地區出售尖端武器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造成中法關系的嚴重倒退;另一方面,隨著美國單極霸權地位的凸顯和單邊主義外交的橫行,中法聯合起來推動國際格局多極化和制衡美國的單極霸權,法國也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和開展戰略對話的西方大國,并推動歐盟與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中法在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推動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禁令、挫敗美國反華人權提案等具有戰略性的重大問題上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合作,使中法戰略關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進入新世紀,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和法國發展速度的減緩,中法之間的利益摩擦增加,競爭性關系增強,加之美國單極霸權的相對衰落和奧巴馬政府向多邊主義外交的回歸,弱化了中法聯合制衡美國霸權的動力和意愿,中法關系一度呈現出"去特殊化"的特征。

  權力結構對中法關系的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法國曾長期在權力結構中對中國具有相對優勢,這種優勢也是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優勢的體現,但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和法國國力的衰弱而減弱。第二,中法關系長期受到權力結構中主導國家的影響,中法關系都不是各自最核心的雙邊關系,卻相互借重,用以平衡各自最核心的戰略關系。冷戰結束后,它集中體現在美國因素對中法關系的影響上。當美國單極地位凸顯、單邊主義盛行時,中法合作的動力就增強;當美國單極地位衰落、向多邊主義回歸時,中法合作的動力就減弱。第三,法國在歐盟(歐洲國家)中突出的領導地位是其在中歐關系中發揮主導影響的基礎。一直以來,法國力圖推動歐盟對華政策的"法國化",同時將團結起來的歐洲作為對華政策的杠桿。當法國的領導地位鞏固時,它就能在歐盟對華政策中發揮主導作用:當法國的領導地位削弱時,它對歐盟對華政策的影響就下降。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法關系面臨國際權力結構的三方面變化:第一,中法力量對比的變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根本性的變化體現在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發達國家群體力量與發展中國家群體力量對比發生巨大變化,總體上呈現"東升西降"的趨勢。馬克龍總統在2019年駐外使節會議的講話中坦言:"我們正在經歷西方對世界的霸權的終結。"中國已經成為一支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力量,于國際格局中心的發達國家而言是一項巨大挑戰。無論是法國政府還是民眾,對中國的崛起充滿矛盾和反復心理。法國智庫蒙恬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近期對法國民眾的一項調查顯示,81%的人已將中國視為具有全球影響的國家,47%的人認為中國對法國產生了影響,13%的人感到中國在法國具有非常大的影響。盡管有78%的人認為中國的影響是積極的,但對于中國在法國的投資卻有 50%的人持負面態度。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li)在一份關于中國的研究報告中指出,隨著中國全球影響的增強,未來很可能出現中美兩極競爭共存、中美兩個全球治理體系競爭的場景。對中國而言,隨著國際力量分布的扁平化和新興國家重要性的上升,法國在中國對外戰略格局中的重要性也面臨新的定位的問題。

  第二,美國因素的變化。美國因素對中法各自對外戰略的主導性影響在下降。一方面,美國在國際權力格局中的"一超"優勢正由于新興國家的追趕和特朗普政府的新孤立主義政策而衰減。盡管美國仍是頭號強國,但隨著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平衡,美國對整個國際戰略格局的控制能力和影響力都在下降。隨著中美力量差距的縮小,中美關系對中國其他雙邊關系的戰略影響在下降,中國外交的戰略自主性在不斷增強。

  而美國對歐洲盟國的吸引力也在下降,美法、美歐在一系列戰略問題上的裂痕急劇擴大,馬克龍積極重提歐洲"戰略自主"的理念并推動實際舉措,近期更是提出北約"腦死亡"的說法,引發巨大爭議。因此,總體而言,美國因素對中法雙方對外戰略的主導性影響都在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特朗普政府奉行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貿易霸凌主義的對外政策,中法有了新的合作動力制衡美國的霸道行為,推動世界的多極化。

  第三,歐洲權力格局的變化。首先,歐洲在國際權力格局中的地位在下降。歐盟作為多極世界中一極的地位下降構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表現。盡管對歐盟的國際戰略行為體屬性存在爭議,但不可否認,聯合起來的歐洲仍是國際體系中重要的一極,以歐盟為代表的地區治理模式曾經被奉為人類理想的治理模式。然而自2008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歐盟又接連受到恐襲危機、烏克蘭危機、難民危機、民粹主義興起的重重困擾,直到英國"脫歐"帶來歐洲一體化以來最為嚴重的危機。在一系列危機的拖累下,歐盟不僅自身力量遭到嚴重削弱,而且無暇外顧,戰略上呈現明顯的"內向化"。英國"脫歐"對國際戰略格局帶來結構性影響,進一步削弱了歐盟的地位和影響力。

  其次,歐洲內部的權力格局也發生了重大的結構性變化。英國"脫歐"改變了歐盟內部近幾十年來德、法、英三大領導國并立的局面,人們普遍期待"法德軸心"的重啟,為英國"脫歐"后的歐盟重振領導力和凝聚力。然而,"法德軸心"的重啟面臨重重挑戰。德國經濟的"一枝獨秀"以及在歐債危機中不斷增強的權勢使"法德軸心"向 "德法軸心"演變,加之安格拉·默克爾(AngelaMerkel)的長期執政,德國一度成為歐盟的領導力量。隨著歐債危機的結束和難民危機的蔓延,德國的歐洲政策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和不滿,默克爾本人在德國的執政地位也遭到削弱,已經開啟"退休"的準備進程。德國在歐盟中突出的領導地位開始出現走弱的趨勢。

  英國的"脫歐"和默克爾地位的下降為法國重振在歐盟中的領導地位提供了契機,堅守歐洲一體化立場的馬克龍的當選抓住了這一機遇。馬克龍在競選中以及當選后表現出強烈的"重振歐洲"的雄心,并提出了一系列推動一體化和復興歐洲的主張。在新一屆歐盟機構的人事布局上,馬克龍也贏得了主動。法國大有重執歐盟牛耳之勢。然而,法國不斷衰落的國家實力、內部治理和改革面臨的重重困境以及國內高漲的民粹主義浪潮,都構成對其歐洲領導力的制約和挑戰。歐洲雄心與國家實力之間的矛盾依然是法國外交政策中的一對基本矛盾。此外,法德如何彌合對深化一體化的政策重點以及外交政策的分歧也將對"法德軸心"的重啟提出考驗。

  最后,歐洲權力格局的變化還體現在歐盟內部大國與中小國家、西歐與東歐的關系上,歐盟大國的主導地位受到挑戰。歐盟東擴曾經是冷戰后國際權力格局的重大變動,歐盟對中東歐國家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其主張的"規范性權力"成為自身國際影響力的重要來源。然而,擴大進程在大大拓展歐盟的地緣范圍和影響力的同時,也對其內部的利益結構和決策結構帶來了復雜變化,歐盟的權力結構趨于扁平化。歐債危機和難民危機不僅加劇了歐盟成員國間的利益分化,而且嚴重削弱了歐盟對中東歐等成員國的吸引力。由于歐盟整體實力的下降和大國采取的嚴苛的紓困政策,一些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滯后或遭遇嚴重經濟困難的成員國加大了尋求歐盟外部經濟機遇的努力,其中就包括希臘以及中東歐國家率先開展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這卻被法、德等核心成員國及歐盟機構視為"分裂歐盟"。此外,波蘭、匈牙利等一些中等國家也在移民政策、經濟政策等領域向核心大國發起挑戰。

  歐洲權力格局的結構性變化使得法國在歐盟中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復雜變化,這給中法關系帶來了復雜的影響。第一,法國外交賴以借力"放大影響力"的歐盟地位下降,將影響法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影響力,內部問題和危機也將限制法國和歐盟在外交上的資源和精力。第二,總體上法國不再具有過去那樣在歐盟(歐洲國家)對華政策中的主導性影響,歐洲大國的對華政策更難協調,中小國家也在對華政策上奉行更加獨立的立場。中方需要客觀認識法國對歐盟對華政策的影響力及其制約因素,平衡好歐盟層面和成員國層面的關系,平衡好對歐盟幾大核心國家的關系,平衡好對核心成員國和對中小成員國的關系。第三,英國"脫歐"和后默克爾時代的開啟所形成的權力關系變化客觀上為法國領導力的發揮提供了新的空間,法國十分強調其在英國"脫歐"后成為歐盟中唯一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獨特地位,并堅決拒絕德國提出的由歐盟取代法國擔任常任理事國的主張。法國提出,歐盟要在同美中等大國的競爭中保持地位,需要有更加統一的對外政策,要確立所謂歐洲的"主權"。馬克龍總統最新一次訪華特意安排了歐盟候任貿易專員和德國教育與研究部長隨行,試圖展現法國代表歐盟對華的姿態,意欲在中歐關系中形成新的引領角色。

  (二)國際關系轉型的伙伴

  權力結構的變化首當其沖對大國間關系提出挑戰。大國間的相互定位和行為方式對國際關系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引起了法國對自身國家地位、國際權力結構和國際關系行為方式的擔憂。馬克龍總統指出,美中兩國正在成為影響世界格局的主要"玩家",印度等新興國家也在趕超歐洲,法國和歐洲如果不能奮起維護自身的"主權",將來可能被迫在美中之間進行選擇,成為它們其中一個盟友或者"小伙伴"。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用西方國家成為世界主導力量的發展經驗和行為邏輯來看待中國的崛起。

  中國崛起走過的道路及其戰略已充分表明,中國將走一條與過去西方國家成為世界霸權所不同的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將以合作共贏的方式實現自身的發展以及與世界的共同發展,從而超越以霸權、冷戰與零和博弈為行為方式和行為邏輯的舊式國際關系。中國從來都堅決否定所謂"中美兩國集團"(G2)。中國認為大國是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關鍵因素,可通過大國協調和合作來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系框架。這與法國倡導的"平衡"的大國關系結構具有共同點。中法可以成為推動世界多極化和構建平衡的新型大國關系的伙伴。

  要成為國際關系轉型的伙伴,中法首先應該在雙邊關系中加強戰略溝通,準確把握對方的戰略意圖和發展戰略。構建中法新型大國關系,要朝著發展戰略協調合作的方向努力,而不是針鋒相對。馬克龍提出的"平衡大國"外交戰略和捍衛"主權"的核心政策手段,既有針對美國單邊主義和霸凌主義的一面,也有針對新興國家的一面。在新的外交布局中,法國強化了印太戰略,要在亞洲發揮"平衡大國"的作用,尤其是增加了軍事和意識形態色彩。法國印太戰略中具有制衡中國地區影響的導向,在南海問題上從過去的總體保持中立向高調介入轉向,這對中法關系的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

  中法在印太區域沒有地緣戰略矛盾和重大利益沖突,不應形成戰略競爭關系,完全可以以合作共贏的精神實現法國印太戰略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協調合作。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經濟文化合作倡議,并非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聯盟。具有豐富的區域一體化合作經驗的法國,不應使用"雙重標準"看待中國推動的區域合作倡議。"一帶一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開放型的合作框架,始終對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敞開合作大門。中方在推進"一帶一路"的進程中,也在不斷積累經驗,回應法國和歐盟的關切。例如,中方從一開始就提出要注重生態保護,建設"綠色絲綢之路",這與法國對生態的關切相契合。"一帶一路"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始終邀請歐盟作為觀察員,并進一步回應了法國和歐盟對遵守歐盟有關法律和規則的關切。中法在第三方市場上的合作正在務實推進。中方還要完善意圖的表達,讓外界更為準確地認知"一帶一路",合作進程的推進也需要更好地照顧各方的關切和舒適度。

  若要成為國際關系轉型的伙伴,中法還需進一步增強"戰略自主",推動雙邊關系和中歐關系健康、穩固發展。中法關系的起點就是"獨立自主"外交,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隨著美國"一超"地位的下降和國際權力結構的扁平化,更加具備了"戰略自主"的外部條件。中法雙方都要降低美國因素對雙邊關系的影響和干擾,更加獨立地對待和建設中法關系,穩固獨立自主的戰略基礎。中方始終將歐洲作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支持歐洲一體化,將聯合自強的歐洲視為國際戰略均衡的積極力量。馬克龍總統致力于推進更加團結、更有效率的歐盟,并在對華政策中尋求更加協調統一的歐洲立場。歐洲權力格局的變化也為法國的領導力提供了空間和機遇。中方明確表示支持法方在歐洲聯合自強進程中繼續發揮引領作用。因此,對更加協調統一的歐洲立場的追求和引領作用的發揮應該朝著促進中歐關系積極發展的方向發展,而不是恰好相反。

  三 秩序結構的變化:國際秩序創新的伙伴

  (一)秩序結構的變化

  秩序結構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滯后于權力結構的變化,過渡性特征顯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形成的國際秩序正日益面臨有效性與合法性的雙重挑戰。作為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主要構建者和維護者的美國,開始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對秩序的不滿和破壞,通過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行為帶頭違反自己制定的國際規則和國際承諾。作為現行秩序主要受益者的發達國家群體同樣對秩序表現出矛盾的心態:一方面,試圖維護自身在既存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和收益;另一方面,又由于在秩序中收益的減少而日益對秩序表現出不滿。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付出巨大代價,通過學習和改革融人現行的秩序和規則體系,既得益于現行的秩序又不斷推動現行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變革。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是新舊秩序交織變革、原有秩序維護者向秩序修正者轉換、原有秩序接受者向新秩序構建者轉換的進程。

  第一,國際秩序的變革首先緣于國際制度和國際機制面臨危機。其中最大的變量易上的霸凌主義,以及一系列退出國際機制和國際承諾的行為,加劇了原有國際制度體系的危機,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法國在對待國際秩序變革的問題上是矛盾的。

  一方面,法國是美國破壞國際秩序的受害者。中法對此存有共識。法國認為,當前國際秩序受到動搖,某些領域的平衡被打破,多邊體系面臨被摧毀的風險,國際事務不能由一個國家說了算,不管它有多么強大。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的政策是對法國政府近年來取得的最重要多邊外交成果的嚴重打擊。美國對法國和歐盟發起的關稅威脅引發大西洋兩岸之間新的貿易爭端。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及減少對歐洲安全和北約的承諾給歐洲安全帶來新的威脅,法國又重提歐洲"戰略自主"和共同防務建設。法國在維護《巴黎協定》《伊核協議》等國際機制方面迫切需要中國的支持,尤其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又一顯著特征,而中法恰恰是這種變革的兩個典型代表。

  法國經濟不適應全球化的問題由來已久,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進一步加劇了法國競爭力的下降,使其產生了一種焦慮和失去感,也越來越將全球化視作一種威脅而非機遇。益普索(lpsos)在2017年進行的一項針對22個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調查顯示,67%的法國受訪者認為國家處于衰落之中,對全球化的負面效應高度憂慮。民眾對國家在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中的收益愈加敏感,民粹主義政黨利用民眾對現狀和"體制"的不滿,將國內經濟、社會危機的癥結指向歐盟和全球化。這股勢頭在法國國內引發的對立情緒于2017年的總統大選中達到高峰,傳統的左右之爭被演變為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支持歐洲一體化與反對歐洲一體化的對決。盡管主張適應全球化、提升法國競爭力的馬克龍贏得了大選,但反全球化的力量已經在法國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不久便爆發了"黃馬甲"運動。以反對政府征稅兌現全球氣候治理承諾為導火索的"黃馬甲"運動表明法國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之間的緊張關系愈發加劇。

  中國對全球化的態度恰恰經歷了一個相反的路徑,從最初的反對、擔憂,到接受、參與和引領。當反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化策源地美歐資本主義國家興起時,中國認為,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具有進步意義,不應把當前世界面臨的亂象歸咎于全球化?;氐焦铝?、封閉的狀態不能解決全球化帶來的問題,要適應和引導全球化,消解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使其惠及各國人民。中國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際上是適應和引導全球化,提出一條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相互促進、有機統一的道路。

  第三,秩序結構的變革還體現在國內秩序的變化,傳統政治結構和治理機制面臨危機。這一變化非常典型地反映在法國國內政治結構和政治生態的重大變革上。2017年的法國總統大選和2018年爆發的"黃馬甲"運動都體現出對傳統秩序的顛覆性特征。在2017年的總統大選中,法國傳統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自第五共和國以來

  首次出現兩大主流政黨在第一輪投票就出局的狀況,并且進一步導致傳統的"左翼"社會黨一蹶不振、"右翼"共和黨力量衰落。而民粹主義政黨和極端政黨國民陣線和"不屈法國"卻在第一輪投票中就獲得前所未有的超過40%的選票,極右翼候選人瑪琳娜·勒龐(MarimneLe Pen)殺入第二輪投票并獲得國民陣線建立以來最多的選票。

  盡管最終馬克龍以壓倒性優勢獲勝,標榜"進步主義"的"前進"運動以新型政黨的姿態迅速崛起,但整個大選表明,法國傳統的以左右分野的政治格局已經向"全球化與

  反全球""歐洲還是祖國"這樣的二元對立格局演變,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已經在法國具備深厚的社會根基。一年多以后爆發的"黃馬甲"運動進一步反映出2017年總統大選中未能釋放的不滿情緒和沒有被解決的問題,而"黃馬甲"運動的動員方式也正是2017年總統大選中動員方式的一種延伸,體現出明顯的"反體制"和"反現狀"特征。

  法國國內秩序的深刻演變從一定程度上揭開了歐洲傳統政黨衰落和政治力量世代更替的序幕,這構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方面。國內秩序的變革將使我們面對一個不一樣的法國和一個不一樣的歐洲,它不僅反映出法國社會內部深刻的結構性矛盾,也進一步反映了法國國家治理與參與、引領全球治理之間的緊張關系。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興起,將制約法國在全球和歐洲發揮影響力,從而限制了馬克龍政府積極進取的外交努力。為了回應民意,馬克龍政府的外交政策也將在某些方面呈現保護主義的特征,這將會明顯反映在中法、中歐經貿關系領域。

  (二)國際秩序創新的伙伴

  隨著權力結構的變化,秩序結構不匹配權力結構的問題日益突出,同時,國際秩序不能滿足全球治理需要的矛盾也日益凸顯。面對原有秩序的失效和主導者對秩序的破壞,國際社會呼喚國際秩序的創新和新的國際制度供給。法國對原有秩序的矛盾態度和中國對既存秩序的增量改革政策使得中法在諸大國中存在較大的合作空間,這也是中法在全球治理領域能夠開展有效合作的重要原因,中法可以成為國際秩序創新的伙伴。

  盡管中法在對待全球化的態度上發生了結構性的位移,但在全球治理領域卻存在一些基礎性的重要共識。首先是在全球治理上應該堅持多邊主義的共識。當然,中國強調的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積極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民主化。這包含了要保護和增強廣大發展中國家權益的意涵。法國首先強調要建立"新的平衡關系"和新的公平框架,既有針對單邊主義的制衡,也有針對新興國家的制衡。其次是強調主權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中法都強調主權在國際秩序中的重要性。中國對主權的強調,一是反對以全球治理為名干涉內政,二是認為主權國家的有效治理是實現全球治理的基礎。"主權"是馬克龍對外政策的一個核心概念,他不僅強調"新的平衡關系"應該建立在尊重主權的基礎上,而且在其歐洲方案中也強調一個"主權的歐洲"。重提對主權的強調實際上也是回應法國大選中民眾表現出的對國家在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中受損的不滿,因而具有一定的保護主義色彩。

  中法在國際秩序變革方面的合作,可以體現新舊秩序的協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訴求的協調,這對國際秩序的平穩過渡至關重要。對于法國而言,對舊秩序抱殘守缺既不符合法國的利益也不可能做到,法國的大國地位也不能僅僅依賴外交技巧,只有將自身的優勢與國際格局變革的大勢緊密結合起來,才可能促進法國作用的發揮。對于中國而言,新的國際秩序的構建需要獲得普遍的共識和大國的協調合作。

  推進國際秩序的創新,需要增加治理的供給和新的國際制度的供給。中法都是具有大國責任擔當的國家,面對治理供給和制度供給的赤字,在原有秩序主導力量奉行孤立主義的情況下,中法應該承擔責任,成為國際秩序創新的伙伴。第一,成為聯合國改革的伙伴。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法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定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同時,也要為聯合國的改革提供創新的方案和制度安排,以適應國際權力結構的變革和全球治理的需求。第二,成為生態秩序構建的伙伴。

  法國是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核心倡導者,生態建設是中國倡導的五位一體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維度之一,中法在這一領域的合作對構建全球生態秩序具有決定性意義。2019年11月馬克龍總統訪華期間,中法共同發表了《中法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氣候變化北京倡議》。第三,成為經貿秩序改革的伙伴。中國提出推動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新型經濟全球化,對多邊貿易體制改革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持開放性態度。而對法國而言,封閉、民粹和保護主義的政策選擇無助于其改變在經濟全球化中的不利地位,可積極推動結構性改革,促進中法中歐經貿關系改善和雙向對等開放。中法還應加強在國際經濟治理機制改革和新制度構建方面的協調和合作。第四,成為維護安全秩序的伙伴。中法對核不擴散體系和國際軍控制度遭到破壞、解決核問題的努力受挫感到擔憂,在維護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方面存在共識。

  中法都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中國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中法在國際和地區安全治理制度供給和反恐制度供給方面存在較大合作空間。第五,成為發展援助的伙伴。法國是國際發展援助體系中最重要的行為體之一,中國正為國際發展援助做出越來越大的貢獻,中法應加強在國際發展援助體系改革創新方面的合作。第六,加強治理機制和平臺的對接。法國為全球治理問題設立了巴黎和平論壇,中國倡設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為探討全球治理之道的重要平臺,中法應加強這些機制之間的合作和交流。

  四 觀念結構的變化:新型文明關系和觀念創新的伙伴

  (一)觀念結構的變化

  國際政治中的觀念結構往往是權力結構和秩序結構的反映,同時又反作用于權力結構和秩序結構。觀念結構的變化在大多數情況下滯后于權力結構和秩序結構的變化,與后者相互交織,產生更加復雜的影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東升西降"的權力結構變化和新舊秩序的交織,反映在觀念結構中就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式微和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興起.

  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使其在意識形態領域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地位。特別是冷戰以蘇聯解體告終后,自由主義更是在國際上大行其道,甚至成為"歷史的終結"。法國因其意識形態領域的進攻性一度沖在歐美國家的前列,甚至成為對外發動干預戰爭的先鋒。

  然而,近些年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優勢地位開始受到三個方面的嚴峻挑戰:第一,在法國和西方社會內部,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使人們認識到不受國家監管的市場經濟帶來的巨大破壞力量,新自由主義理論和制度盛極而衰。全球化在推進自由主義全球傳播的同時也進一步造成了意識形態的碎片化和認同危機。第二,非西方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社會發展取得的巨大進步直接挑戰了西方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普世性和優越性。以中國為代表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提供了全新的選擇。在新興國家快速穩定發展和西方社會開始危機頻現的對比中,西方制度和意識形態開始受到一定程度的質疑,非西方的發展模式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第三,大量移民的進入帶來法國和歐洲社會結構的變化,外輸型和內生型的宗教極端主義都在上升,激發了保守主義的回潮。歐美在中東北非發動"顏色革命"和"政權更迭"式的干預戰爭,造成該地區很多國家國內秩序的瓦解和治理的嚴重赤字,大量難民涌入法國等歐洲國家,形成難民危機;法國更是在短期之內連續遭受恐怖主義襲擊,對社會心理造成嚴重沖擊,安全與自由、平等、博愛之間的張力不斷加大。

  難民危機、恐襲危機和宗教極端主義的上升使得法國和歐洲社會強烈意識到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和政治忠誠受到的威脅,從而助推了右翼保守勢力及其思想基礎的回潮。

  正是在此背景下,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法國和歐美社會迅速上升,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過程出現了"再國家化"的現象。在全球范圍內,也出現了意識形態因素的重新凸顯和民族主義的回潮。然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慣性依然強大,其與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競爭與斗爭構成法國和歐洲社會新的觀念格局。不僅國家內部的政治分裂加劇,東西歐國家之間的關系也由于持民粹主義立場的政黨和領導人的上臺而產生分裂。國內政治的分裂已經顯著體現在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中。在這樣的觀念格局中,法國公眾對現實和全球化的不滿很容易被"外部化",被引導歸咎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對雙邊關系產生消極影響。

  同時,歐美在意識形態領域仍然保持一種慣性式的優越感,并竭力捍衛其意識形情況下,法國和歐洲可能在意識形態領域更具進攻性。歐洲中國研究智庫網絡(The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ETNC)的一份報告就指出,在人權等政治價值領域,法國將傾向于對中國采取一個更加協調的歐洲立場,而這一立場的基調是批評中國和抗衡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實際上,法國在意識形態領域追求的不只是歐洲內部的協調,在歐美之間也尋求合作。近年來,不僅人權等高政治議題的矛盾有所上升,就連低政治議題的人文交流也開始被政治化。繼特朗普政府對中美科技、教育、文化交流設置政治障礙后,歐洲一些國家也開始對與中國的科技、教育合作和文化交流采取消極措施,對中國的對外文化傳播變得非常敏感。

  (二)新型文明關系和觀念創新的伙伴

  觀念結構是中法關系競爭性較強的領域,加之觀念結構變化具有滯后性和強大的慣性,這一領域的矛盾會相對突出。法國對權力結構中的多極化相對容易接受,而對于發展模式和意識形態的多樣化卻較難接受。新興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已經表明,現代化發展的模式更趨多元;而接踵而至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已經顯示發達國家發展模式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存在嚴重弊端。法國是文明多樣性的倡導者,應該摒棄傲慢與偏見,正確看待中國等新興國家的發展成就和發展模式,相互學習,共同推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正確看待經濟全球化和自身經濟社會發展中遭遇的挑戰,不將矛盾向外部轉移,動輒責咎新興國家。法國曾經跨越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陣營率先發展與中國的關系,中法應該發揚這種開拓精神,在推動不同制度、不同意識形態國家相互尊重、友好相處方面開創新的合作典范。

  中法還應超越雙邊關系的范疇,推動不同文明間的對話,構建新型文明關系。近年來,中國在促進世界不同文明對話方面搭建起一些新的平臺,像亞洲文明對話、中歐文明對話等。法國是文明多樣性的主要倡導者,也搭建了不少文明對話的平臺,中法可以加強在推動多邊文明對話領域的合作。

  作為兩大文明和兩個具有開放包容精神的民族,在民粹主義高漲、"文明沖突論"卷土重來的形勢下,中法有責任推進良好的觀念生態,推動觀念的創新。中國倡導平等、多樣、包容、開放的文明觀,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人文"的理念和維度注人傳統的以權力和利益為核心的國際關系。法國十分強調將"人文主義"作為政府戰略和外交戰略的核心價值。盡管中法對于"人文"的理解不盡相同,但相似的理念和追求使得中法可以成為超越權力政治和"文明沖突"、促進國際關系觀念創新的伙伴。

  五 結語

  中國和法國是具有全球戰略影響的大國。55年前,中法建交對國際戰略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中法建交 55周年之際,世界處于新的大變局中,中法各自的發展變化構成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因素,中法關系面臨的權力結構、秩序結構和觀念結構都發生了重大甚至根本性的變化。大變局意味著權力的重組、秩序的調整和觀念的更替,大國關系必然面臨深刻、復雜的調整和重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法雙方需要冷靜、客觀地認知對方所發生的變化,以及雙邊關系和國際關系、國際秩序所發生的變化,對雙邊關系進行再定位。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中法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必然不同于冷戰兩極格局下的中法關系,不同于冷戰結束后"一超多強"格局下的中法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在諸大國中,中法對于國際秩序的主張較為接近,中法都是具有全球視野、全球胸懷和責任擔當的大國。中法關系在大國關系中亦有開創性特點。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法應該成為推動國際關系轉型和國際秩序創新的伙伴,以創新、責任、共贏的精神,推動構建平衡的新型大國關系和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全球治理供給和新的國際制度供給,推動構建新型文明關系和觀念創新。中法在國際關系轉型和國際秩序創新方面的協調合作,對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具有示范性作用,將為不確定性增加的世界提供穩定力量,為深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世界提供方向和方案。(注釋略)

[ 責編:李志勇(實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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