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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來西藏民主改革研究述評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2020-01-23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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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西藏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博士、教授 馬寧

  內容提要:經過60年的發展,我國學術界在西藏民主改革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匯集成了毛澤東與西藏民主改革,西藏民主改革歷程回顧,西藏民主改革的意義、成就、成功的原因,西藏民主改革對宗教的影響,《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西藏民主改革與人權的關系等重要主題,表現出政治性、歷史性、地域性、周期性、注重現實性的特點。在今后的研究中要避免重復性,進行多學科、實證性研究,注重口述史資料的搜集工作,才能促進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進一步升華。

  關 鍵 詞:西藏民主改革/成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道路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民委委托課題“中尼邊境鄉村振興的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018-GMF-021)階段性成果。

  1959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推翻了黑暗、腐朽的封建農奴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百萬農奴翻身當家作主人,開啟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的新征程。西藏民主改革60年來,學術界在西藏民主改革研究上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但截至目前,尚無學者對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學術史進行過梳理,筆者撰成此文,旨在拋磚引玉,希望能夠引起學界對此類研究的重視。

  一、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重要主題

  學術界最早對西藏民主改革進行研究的是黃萬綸,他在《論西藏民主改革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提出西藏民主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廢除封建農奴制度,包括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剝削和封建特權。從農區、牧區和寺院三個方面對西藏民主改革的主要內容進行了分析,認為1959年經過平息武裝叛亂后,西藏已經具備了實行民主改革的群眾條件、人民武裝條件和少數民族干部條件[1]。這篇文章開啟了我國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大門,在學術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開拓性意義,吸引著大批學者不斷跟進研究,涌現出數量可觀的學術成果?;仡檶W術界60年來對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歷程,逐漸匯集成了以下幾個重要的研究主題。

  (一)毛澤東與西藏民主改革

  西藏民主改革是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直接領導下完成的,體現出毛澤東同志對西藏的關心和重視。最早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的是王靜之,他在《黨在西藏民主革命時期幾個政策問題的歷史回顧》一文中解讀了中國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在解放西藏的方式、對待民族宗教上層分子的態度、對待群眾的態度、解決民族問題的政策、民主改革的方式、土地改革政策、西藏經濟、如何對待宗教等問題上所采取的方針政策,認為黨在西藏民主革命時期的方針、政策,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毛澤東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中的新篇章[2]。宋月紅認為,西藏民主改革是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根據西藏和平解放后不同階段的實際,正確認識和處理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必然性與社會基礎、時機與條件、策略與步驟以及性質與前途等問題,并依此相應作出和平協商、“六年不改”、贖買和“穩定發展”等方針政策的指導下開展和實現的[3]。李薈芹的分析更為詳細,提出在西藏民主改革中,毛澤東等領導人創造性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資產階級“贖買”理念運用到了土地問題上來,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土地問題的理論;關于西藏民主改革的階級劃分理論,有效地保證了西藏民主改革工作的順利進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社會跨越發展理論在西藏的運用,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制度跨越的理論,避免了本本主義和經驗主義,弘揚了偉大的創新精神,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成功解決民族問題的典范[4]。徐學超等人也進行了類似研究[5]。這些研究成果體現出毛澤東在領導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中的英明決策和領導藝術,將其上升到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貢獻的高度,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還有一些學者將研究興趣集中到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上,馬紅霞闡述了毛澤東在西藏民主革命時期采取的以戰促和、堅持反帝愛國統一戰線、既要積極工作又要善于等待、對未叛亂農奴主實行贖買、讓個體農牧民休養生息等策略思想,認為“這是在民族工作問題上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又一光輝典范”[6]。續文輝強調了統一戰線中分別對待的斗爭策略在平叛和改革中的巨大作用,提出無論是在政策上或理論上都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關于統一戰線的思想,特別是對農奴主階級實行和平贖買的政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是第一次,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實踐上的一個重要貢獻[7]。謝忠、劉建武認為,在西藏民主改革中,毛澤東運用統一戰線這一法寶,創造性地制定了分步實施、分類指導民主改革;確定正確的民主改革的階級路線,不劃富農,擴大團結面;區別對待左、中、右、叛四種人;對未叛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實行贖買政策;把組織發動群眾和團結愛國進步人士結合起來等一系列符合西藏特點的民主改革的政策和措施,贏得了西藏最廣大人民的支持和擁護[8]。這些研究成果將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運用解析得非常透徹,具有非常重要的實踐價值。

  (二)西藏民主改革的歷程回顧

  由于西藏民主改革發生在1959年,隨著時間的推移,后來學者對當時的情況不太清楚,為了使人們牢記這段歷史,完整地呈現西藏民主改革的史實就顯得非常必要。一些親身參與過西藏民主改革的老同志撰寫了一些回憶性的文章,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阿沛·阿旺晉美的《難忘的一九五九年》《正確的政策帶來偉大的轉折》,陰法唐的《百萬農奴爭取解放的大革命》等文章。阿沛·阿旺晉美對在民主改革中沒有叛亂的農奴主實行贖買政策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敘述,將其視為使他終生難忘的大事[9]。在回顧歷史的過程中,抒發了自己的體會:“黨的正確政策同西藏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相結合,產生了無堅不摧、無往不勝的強大力量,取得了推動西藏社會全面發展進步的偉大變化,其深遠意義在于使西藏藏族和其他民族從封建落后、貧困衰亡的困境中擺脫出來,走上了開放進步、富裕興旺的道路”[10]。陰法唐以自己在工作中的所見所聞駁斥了達賴集團和西方敵對勢力對西藏民主改革的污蔑和攻擊,認為平息叛亂的勝利給民主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打下了牢固的基礎;由下而上發動群眾和由上而下與上層愛國人士協商相結合是西藏民主改革運動的一大特點[11]。此類文章還有趙慎應的《西藏社會的偉大變革》[12]。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西藏民主改革的重要力量,為民主改革的順利開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一些行伍出身的知識分子也撰寫了一些追憶性的文章。沙舟回顧了自己所在部隊1951-1959年在西藏的艱苦歲月,總結道:“我們度過的難忘的八年歲月,換來了西藏社會發展的偉大歷史轉折?!盵13]黃可寫下了《人民解放軍參加西藏民主改革的經過》的文章,記錄了西藏平叛開始后,人民解放軍遵照“邊平邊改”的方針,按照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的要求,采取了實施軍管、組織宣傳隊、派出工作隊和軍隊干部轉業地方工作等形式,參加西藏民主改革的情況。文章認為“部隊充分發揮戰斗隊的職能,有效地保衛了民主改革的成果,為西藏民主革命事業的勝利作出重大貢獻?!盵14]

  還有一些老同志撰寫了回憶自己親身參與西藏具體地區民主改革過程的文章,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王鑒的《年楚河作證——西藏江孜、日喀則地區民主改革追記》[15],作者當時是《西藏日報》的記者,作為歷史見證人,記錄下了江孜、日喀則專區進行民主改革的詳細過程。另外還有《西藏山南的民主改革》等文章[16],這些文章都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此外,張偉秋[17]、周文姬、霞飛[18]、次仁德吉[19]等人也撰寫了一些類似的文章。

  (三)關于西藏民主改革時間的討論

  關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時間界定問題,學者們有著不同的看法,郭有為將西藏民主革命分為1951-1959年3月、1959年3月—1961年兩個時期,認為在第二個時期內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務[20]。郭冠忠則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認為西藏民主改革是從1951年初開始,至1965年9月基本結束,共計用了近15年時間,分為和平改革、邊平叛邊改革、穩定發展民主改革成果三個階段[21]。廉湘民細致地分析了西藏民主改革提出的過程,認為直到1956年實行民主改革才提上議事日程,在認識到改革的條件不成熟之后,中央在當年9月4日及時發出了《中央關于西藏民主改革問題的指示》(簡稱“九·四指示”),認為在西藏民主改革問題上還必須等待,對在西藏的工作來了一個大收縮,為爭取西藏上層盡了最大的努力。他認為,從1959-1961年,西藏各地實行了民主改革[22]。丹珠昂奔主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一書也認為西藏民主改革的時間為1959年3月—1961年[23]。這種觀點得到絕大多數學者的認可,從此以后,學者們在西藏民主改革時間上的認識也達成了一致。

  (四)西藏民主改革的意義研究

  因為西藏民主改革在西藏歷史上具有跨時代的偉大意義,所以學者們非常熱衷于討論西藏民主改革的意義,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數量尤為集中。熱地認為:“西藏民主改革的勝利實現,開創了西藏歷史的新紀元,對西藏社會的發展進步、西藏民族的繁榮昌盛具有深遠的影響和劃時代的偉大意義?!盵24]王靜之提出,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社會發展的里程碑,把西藏帶進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25]。林健柏認為西藏民主改革的勝利實現,開創了西藏歷史的新紀元,對西藏社會的發展進步、西藏民族的繁榮昌盛具有深遠的影響和偉大意義[26]。黃萬綸認為西藏民主改革的完成,不僅在政治上、經濟上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而且在理論上、國際上也有十分深遠的意義,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土地公有化、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社會改革等理論。特別是在西藏進行寺廟民主改革的成功做法和經驗,對那些宗教信仰盛行的國度、宗教剝削和宗教特權存在的地區來說,具有國際意義[27]。石洪生認為,在我們黨領導下的西藏民主改革是成功的,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結束了一個舊時代,迎來了西藏歷史上的新紀元[28]。王兆國認為,通過民主改革,建立了人民政權,百萬農奴翻身成為國家的主人,加強了與祖國各兄弟民族的大團結,為在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走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條件,開創了西藏與全國人民一起走向現代化的歷史新紀元[29]。扎西也認為,民主改革為西藏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創造了基本條件,為改變西藏貧窮落后的面貌奠定了堅實基礎,開啟了西藏同全國一道跨越式發展的嶄新時代,這是西藏社會進步和人權發展史上劃時代的偉大變革,具有重大的歷史與現實意義[30]。經過學者們的討論,學術界在西藏民主改革的意義方面達成高度一致,普遍認為西藏民主改革是舊西藏的終結和新西藏的開始,開啟了西藏歷史的新紀元。

  (五)西藏民主改革的成就研究

  民主改革以來,西藏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舊西藏形成了天壤之別,學者們對此進行了充分的解讀。吳從眾認為,西藏民主改革的勝利摧毀了封建農奴制社會,百萬翻身農奴獲得了解放,為西藏民族的發展進步開辟了光輝前景,使祖國的統一和祖國的西南邊疆更加鞏固,使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者妄圖干涉侵略我國的陰謀遭到徹底的失敗[31]。郭冠忠認為,民主改革使西藏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等方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是超越了舊西藏數百年歷史的大飛躍。這是在西藏的歷史上,將被西藏人民永遠引以自豪的光輝一頁,也是一切尊重歷史事實的人們所公認的[32]。羅彬認為西藏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既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列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理論與西藏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的偉大成果,更是歷史發展的必然[33]。王運祥回顧了民主改革后西藏農牧技術的改良和科技進步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34]。強小林認為西藏民主改革后,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發生了質的飛躍,西藏糧油總產量成倍增加,順利解決了群眾的溫飽問題,農業生產條件得到根本改善,廣大翻身農奴轉變為獨立自主的生產經營者,區內外對高原種植業的特點與地位和生產發展規律的認識也日益深化。[35]

  1999年是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學術界對民主改革成就的討論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佳作迭出。胡巖認為,民主改革40年來,社會主義在西藏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在西藏這片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社會主義的原則和思想已經深入人心[36]。羅彬認為,西藏民主改革40年來的實踐證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就不可能有文明、繁榮、昌盛的新西藏[37]。汪德軍也認為,民主改革后的40年是西藏發展變化最快的40年,是西藏人民享有充分人權的40年,西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祖國大家庭中,實現了社會歷史的跨越,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實現了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的繁榮發展,開辟了西藏歷史發展的新紀元[38]。還有學者回顧了西藏民主改革40年來農牧業[39]、水文工作[40]、科技工作[41]、藏醫藥[42]等方面的成就。

  經過前人的不懈努力和不斷積累,在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之際,學術界出現了一些重量級的著作,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丹珠昂奔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23]一書運用大量的歷史資料,圖文并茂地對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的社會發展進程和成就進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是研究西藏民主改革的重要參考書。莫福山、蘇發祥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變遷》[43]也集中展示了50年來西藏經濟、人民生活、城市建設、交通、旅游、教育、環境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袁翔、邢宇皓的《歷史的跨越——獻給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收錄了數十位學者的研究成果,討論了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重要意義,揭露了達賴集團的反動本質,展示了西藏社會發展的成就,展現了外國人眼中的西藏[44]。此外,陰法唐提出,民主改革的勝利,摧毀了延續千年的封建農奴制度,實現了西藏社會歷史的大飛躍[45]。張曉峰回顧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來文化發展的三個階段,總結了西藏文化事業發展的成就,并對前景進行了展望。[46]

  學者們還對西藏民主改革的理論貢獻進行了討論,黃萬綸指出西藏采取和平協商方式進行民主改革,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理論上都有重大的意義,最突出的理論貢獻就是采取適合西藏各民族特點的形式和方法實現民主改革,特別是對農奴主采取區別對待的理論和政策[1]。王小彬認為西藏地區的民主改革是國內少數民族地區民主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極強的理論政策上的獨創性,體現在贖買政策、不劃富農、區別對待等諸多方面,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和靈活性[47]。胡巖則認為贖買政策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于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貢獻?!盵36]雖然以往的學者在研究成果中或多或少地涉及贖買政策,但胡巖的界定將這一政策提升到了新的理論高度。

  (六)西藏民主改革的性質、成功的原因研究

  在這一方面,徐繼增認為西藏民主改革在實質上是一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意義上的問題,不僅在歷史條件方面與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必然的聯系,在民主改革的過程和內容上也顯現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意義[48]。李宏認為實行民主改革、廢除封建農奴制度是遵循歷史發展規律、順應人類進步潮流的英明之策,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是西藏民主改革勝利的政治保證,馬克思主義關于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落后民族超越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思想是西藏民主改革的理論依據;一切從實際出發,制定充分考慮西藏特殊性的正確方針政策是西藏民主改革的有效途徑;人民群眾是西藏民主改革取得偉大勝利的根本力量[49]。安紫娟認為,民主改革不僅是西藏社會變革的必由之路,更為西藏的法制變革提供了先決條件,而西藏的法制變革則為西藏人民當家作主及其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50]。一些學者則將西藏民主改革視為西藏社會發展的新起點,張慧霞認為,民主改革不僅開創了西藏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也為西藏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確立了嶄新的起點[51]。王春煥也認為,民主改革是西藏各族人民跟黨走建設美麗家園、追求幸福生活的起點,黨領導的民主改革的偉大勝利,也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偉大勝利。[52]

  在西藏民主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分析上,一些學者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牛治富提出這是歷史發展到20世紀中葉中國國內階級力量對比、階級關系發展尤其是民族關系發展的必然結果[53]。陳樸則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出發,從必然性、前提條件、政治保障、經濟基礎、思想指導、群眾基礎等方面分析了西藏民主改革成功的原因,認為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落后的封建農奴制走向滅亡的歷史必然[54]。狄方耀對西藏民主改革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基本經驗進行了歸納[55]。這些文章具有較強的理論性,彌補了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薄弱環節。

  (七)西藏民主改革對宗教的影響

  雖然陰法唐、黃萬綸等人在談及西藏民主改革的過程中也論及寺院的民主改革,但學術界仍然缺少專門研究西藏民主改革對宗教的影響的成果,石山在這方面作出了一定貢獻,他認為西藏宗教制度改革是西藏社會民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宗教界的一場反封建的深刻變革,是與西藏的民主改革同步進行的。這場改革廢除了寺廟的封建特權和剝削制度,滌蕩了封建農奴制度對藏傳佛教的玷污,建立了寺廟民主管理制度,實現了“政治統一、信仰自由、政教分離”和各教派平等的原則,促進了西藏社會的發展,也使藏族人民真正享受到了《憲法》所賦予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56]。楊維周認為,對未叛的農奴主、牧主和寺廟的生產資料,實行和平贖買政策,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是第一次,特別是對寺廟的和平贖買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實踐中的一個創舉,是世界無產階級政黨解決宗教問題的一個創舉,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理論。對寺廟進行改革,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西藏,宗教同政治完全分離,從此將西藏的政治完全置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由人民政府掌管政權,寺院不能干涉政治、司法和教育,使藏傳佛教成為教徒自辦的宗教事業。藏傳佛教在藏族人民精神上占有的統治地位發生了變化,宗教信仰真正成為個人的私事,并受到法律的保護,廣大僧俗群眾充分享受著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57]。這些成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發揮了豐富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作用。

  (八)《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研究

  為了紀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2009年3月2日,國務院發布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對西藏民主改革50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進行了系統介紹。這引起了學者們的極大興趣,紛紛對白皮書及其內容進行研究。孫志香認為《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全面展現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來民主和民生建設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西藏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并逐步建立起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現了西藏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制度結構的革命性變遷。在民主建設方面,以自治權為核心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不斷加強;在民生建設方面,以人民生活水平為核心的經濟、文化、社會建設全面發展。她提出了民主改革是西藏實現社會進步的根本出路,始終把堅持民主和民生建設作為民族區域自治的根本立足點,始終把堅持民族區域自治與反對國家分裂統一起來的反思[58]。吳萍認為,西藏民主改革無論是從人類歷史發展規律、還是從民族自身發展趨勢、還是從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角度來說,都具有不可逆性。民主改革完成了西藏民族發展在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上的質的變革,西藏必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實現“共同繁榮發展”。這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扭轉的強大事實。社會主義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必將為西藏更好更快發展創造良好發展動力[59]。萬金鵬另辟蹊徑,對《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的特點進行了分析,給予白皮書極高的評價,認為其將敘述的平實樸素與論證的嚴謹大氣相結合,反映出黨對意識形態工作和輿論宣傳工作的把握度大大提高,反映出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黨執政規律等三大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同時還提出白皮書是第一個系統總結西藏民主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是第一個表明黨和政府立場及觀點的宣言書,具有正本清源、廓清疑慮,維護統一、反對分裂的重大意義[60]。孫自揮等人則運用“言據性”理論對《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進行分析后認為,白皮書注重事實證據,通過大量引用官方統計資料、歷史文檔等,使中國政府的西藏話語的合法性更有依據,更具權威性[61]。這些研究成果是對《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的必要解讀,對人們更為清晰地了解《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的內容,理解西藏民主改革的偉大意義和西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產生了很好的效果。

  (九)西藏民主改革與人權的關系研究

  1959年以來,達賴集團和西方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對西藏民主改革大放厥詞,詆毀中國政府,抹黑和污蔑我國的人權事業,企圖利用所謂“西藏問題”干涉中國內政,這些卑劣行徑激起了學者們的憤慨,大家就西藏民主改革對人權發展的歷史意義和現實作用進行了廣泛的討論,駁斥了達賴集團和西方反華勢力的謊言。

  孔艷霞認為,西藏民主改革是實現人權的一次偉大革命,但它又沖出了資產階級“人權”的狹隘圈子,要解決的是百萬農奴的人權,而不是少數人的人權,是西藏歷史上最廣泛、最實際的人權。實行民主改革使西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根本上消滅了產生民族壓迫、民族歧視的階級根源,實現了真正的民族平等,西藏人民的人權得到了真正的實現,享受著廣泛的民主權利和自治權利,人權的“個人人權”和“集體人權”在西藏都得以實現,西藏人民享受到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民族平等權和自治權利,成為西藏真正的主人。憲法規定的各種自由和民主權利也都有了切實的保障[62]。王芳恒認為隨著政教分離和民主改革步伐的邁進,西藏社會的人權狀況有了巨大的進步,廣大農奴不僅獲得了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而且從此也獲得了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進步,西藏的人口迅速增長,人民的生存條件得到極大改善,勞動力實現充分就業,文化素質普遍提高,廣大農牧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權[63]。王小彬提出了“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是真正為西藏人民謀利益的,幫助西藏人民獲得了基本人權”[64]和“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世界人權解放史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人類人權解放運動史上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47]的觀點。廉湘民認為,西藏的民主改革使百萬農奴和奴隸翻身得解放,成為國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實現了中國和世界人權事業的偉大進步[22]。還有學者將西藏百萬農奴解放與美國解放黑奴運動進行比較,認為因為廢奴運動的性質不同,領導者不同,廢除農奴、奴隸制的動因不同,決定了西藏百萬農奴解放運動在廢奴的徹底性方面必定完全超越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廢奴運動[65]。李波則認為,西藏教育的巨大變化與發展對西藏人權的改善與發展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始終著眼于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為西藏社會的繁榮昌盛和人類社會的進步作出了貢獻[66]。趙寶云、吳建民總結了西藏民主改革以來發展人權的歷史成就,認為新中國廢除舊西藏剝奪人權的封建農奴制,從社會基本制度上開辟出西藏各族人民群眾開始享受人權、繼之不斷發展人權的新紀元,使西藏各族人民群眾的生存權、政治領域的人權、經濟領域的人權、受教育的人權都得到巨大發展[67]。許廣智認為西藏民主改革開啟了西藏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開辟了西藏生產力發展的新天地,開創了西藏人權事業的新境界[68]。格桑益西也認為,沒有民主改革,就沒有西藏人權事業的發展進步,就沒有西藏各族人民今天的美好生活[69]。常安認為,西藏民主改革廢除封建農奴制、實行民主選舉,堪稱世界人權史上的史詩性變革,也是一種民主、平等、彰顯人權、政教分離的現代政治秩序建構[70]。白瑪措認為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發展史上最廣泛、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也是人類文明發展史和世界人權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巨大進步[71]。這些研究成果在西藏民主改革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彰顯了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權事業的發展成就,有利地駁斥了達賴集團和西方反華勢力利用所謂“人權問題”污蔑我國的謬論,達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

  此外,還有一些比較有意義的研究成果,旦增羅布分析了山南地區乃東縣克松村在民主改革后的發展變化,肯定了克松村村委會的戰斗堡壘作用[72]。周德倉則另辟蹊徑,針對西方某些新聞傳媒對西藏民主改革的曲解和抹黑宣傳,選取西藏民主改革期間愛潑斯坦、斯特朗、趙慎應、林田、王鑒、尹銳、陳宗烈等中外記者在西藏所進行的現場采訪報道,再現歷史真相,證明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偉大價值[73]。米瑪洛桑對西藏民主改革時期的音樂創作情況進行了研究,認為西藏的音樂創造在這一時期進入了第一個高峰期,產生了眾多頗具影響力的作品[74]。這些成果豐富了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內涵,發揮了錦上添花的作用。

  二、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特點

  (一)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大量陳述歷史事實和數據的研究方法使西藏民主改革的相關研究成果具有歷史學的學科特點

  客觀、公正地展現出西藏民主改革60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證明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必然性,駁斥了達賴集團和西方反華勢力的謬論,消除了敵對勢力的干擾,發揮了凝聚人心的作用,捍衛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正義性。

  (二)研究者具有鮮明的地域性,以西藏學者為主

  以上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大多為西藏學者,或者與西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主要分為三大群體,一是親身參與過西藏民主改革的人士,如阿沛·阿旺晉美、陰法唐、沙舟、黃可、王鑒等人。二是曾在西藏單位長期工作的人士,如熱地、王靜之、郭有為、牛治富、李宏等人。三是從事涉藏工作的人士,如丹珠昂奔、廉湘民、胡巖、蘇發祥等人。在這三類人士中,尤以曾在西藏單位長期工作的人士數量最多,構成了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主力軍。經過60年的發展,我國學術界已經形成了一支藏漢合璧的研究隊伍,為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深入發展提供了人力保障。

  (三)呈現出很強的周期性特點

  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經過10多年的積累,在2000年前后進入重要發展期,研究成果從少到多,不斷增加。每逢重要紀念年份,學術界都會出現研究成果的井噴現象,尤其以1999年、2009年紀念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和50周年最為突出,研究主題也從分散走向了集中,具有較強的時政性特點。

  (四)從傳統研究走向應用性研究,更加注重現實性的特點

  通過上文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成果數量以回顧民主改革的過程、討論民主改革的意義和成就的文章最多,形成了鮮明的研究傳統,比較強調民主改革前后的對比。近10年來,出于反駁達賴集團和西方反華勢力借助所謂“人權問題”污蔑我國政府的需要,學者們開始將研究視角轉向更加務實的應用性研究,集中展示西藏人權事業的發展情況,解讀《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的內容,駁斥達賴集團和西方反華勢力的謬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我們也看到,隨著時間的推移,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成果也呈現出一定的重復性,主要表現在資料和研究方法上,在提法和語言表述方面也更加趨同,表現出定式化思維的特點。面對這種情況,我們認為,學者們還需要繼續開展調查研究工作,走實證性的研究路子,凸顯民主改革以來西藏社會的發展變遷,豐富研究內容,進一步增強相關研究的創新性。

  三、結語

  總的來說,由于西藏民主改革在西藏歷史上具有不可逾越的重要地位,對它的研究已經成為國內藏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從現有研究的發展規律來看,今后每逢十年,這一研究領域還會涌現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避免同一研究主題的重復性,進行多學科研究,開展西藏民主改革口述史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特別是從政治學、法學和人類學的角度進行研究,才能進一步提升研究水平,促進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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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李志勇(實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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